在高价商品制假案件中，回收名酒包材行为是制假链条中重要一环，其再生性功能使得原本“废品”重新具备了“识别来源”功能。然而，在执法实务中，对于此类行为如何定性、如何量罚量刑仍存争议。行政执法、司法裁判标准不一，既影响了案件办理的统一性，也削弱了对制假链条的打击力度。本文以实际案件为例，围绕主观故意认定与行为实质界定，聚焦“再制造”的标准争议，旨在厘清法律适用路径，提升打击商标侵权的精准性与系统性。
本案中，饭店服务员A、B 将收集的名酒包材(包括瓶、盒、箱)收集出售给中间人C，C分类整理后高价转卖给 D制售假酒。A、C承认明知包材将被用于制假，B否认知情。该案处理中发现多个法律适用难点。
（一）主观过错认定难：事实证明力不足与推定标准模糊并存。实践中，涉案人员往往拒不承认主观故意，声称不知包材用途。即便行为模式明显异常（如拆封方式专业、回收价格畸高、按品牌收集分类等），但由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层级断裂，导致主观明知的推定缺乏统一标准。尤其是在B类人员不与最终制假者D直接接触的情况下，仅凭行为模式异常的间接证据来推定主观故意，仍存在审查尺度不一、证据说服力不足等问题。
（二）行为定性标准不一：“再制造”边界模糊。当前司法实践中，是否将包材整理归类视为“制造”注册商标标识，存在实质性分歧。一种观点认为，只要行为人未对外观物理加工，如未加贴、修复、翻新商标标识，即不构成制造行为；另一种则主张，若整理行为重构了商标识别功能，即可认定为“再制造”。这一区分关系到行为从行政违法跃升为刑事犯罪的界限，但目前缺乏统一的解释。
（三）行为链条复杂，责任划分困难。在回收-整理-销售-制假完整链条中，人员分布多点化、行为环节碎片化，给违法协作关系的认定带来阻力。尤其是 A、B类行为人与最终制假者D之间缺乏直接联系，即便其主观状态明确，亦难以构成《刑法》第213条意义上的共同犯罪，易出现处罚落空或处理畸轻的问题。
（四）行政与刑事法律适用路径分歧。得于益《商标法》57条将帮助行为独立化条款，行政执法机关只需采用“提供便利条件”的兜底条款，便可以最经济的证据达到较好的规范效果。但司法机关要证明达到“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”或“共同犯罪”入罪标准，认定标准更为严格。造成行刑衔接难、打击链断裂等实践困境,影响了打击效果。
为解决上述法律适用分歧和执法操作难题，应从司法解释完善、证据认定规范、打击链条延伸等多维度进行优化：
(一）明确“再制造”法律内涵，统一定性口径。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或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，出台高价值商品包材“再制造”问题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，明确整理、配套、高价出售等行为在特定情形下可构成“伪造、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”的认定标准。例如，若行为人通过分类整理使废弃包材重新具备商品来源识别功能，应视为功能性“再制造”，不以物理翻新为唯一构成要件。
（二）建立主观过错“应知”推定规则，完善证据链条构建。应借鉴《刑法解释》第十三条关于“情节显著”的解释，结合行业惯例、价格异常、工具使用等多重间接证据，构建“应当知道”的责任推定体系。特别是对于服务员、废品回收人员等使用专用工具开箱开盒开瓶、按品牌收集整理、销售价格畸高等情形，以其行为方式与交易特征推定其主观“明知”或“应知”，增强定性的合理性与统一性。
（三）建议采用“差异化打击模型”，分层治理全链条行为人。根据行为人在侵权链条中所处环节、主观状态与行为程度分别适用行政处罚、刑事追责或两者并用的处理路径。对A、B类提供便利的人员，可优先适用《商标法》第57条第6项实施行政处罚，并根据主观状态评估是否构成“非法制造商标标识”罪。对C类专门收集转卖者，则可作为制假链条组织者重点打击，探索适用《刑法》第215条或213条共犯处理。
（四）强化源头治理与企业合作，打通防伪溯源机制。建议推动名酒企业在酒瓶、包装中广泛部署一次性防伪技术(如开瓶即破坏二维码、智能芯片识别)，并授权行政机关接入，减少被非法回收利用的风险。同时引导企业与市监、公安系统建立打假联动线索通道，形成“源头管控—市场监测—执法查处”闭环治理体系。
通过厘清“再制造”边界、推定主观过错标准、构建分层打击模型及优化执法衔接机制，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回收包材行为在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地带。将带来四方面成效：一是统一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执法口径，为基层执法提供明确指引，减少同类案件处理差异，提升法律执行的统一性；二是加大行为人违法成本，提升法律的权威性、震慑力；三是夯实“查得住、打得准、追得实的打击链条，实现源头到终端的闭环治理；四是通过制度性合作与技术手段，推动商标权保护从“事后查处”向“事前防控”转型。该治理模式具备良好推广价值，可复制应用于医药、食品、美妆等高仿风险频发领域，构建更加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屏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