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加快建设覆盖城乡、便捷高效、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，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服务更加便捷。然而当前专业法律服务与普通民众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壁垒，导致大量不具备法律从业资格的机构，披着“法律咨询”外衣，将复杂的法律纠纷包装成“一键解决”的标准化商品，让无数身陷债务、维权困境的民众趋之若鹜，却屡屡陷入更深困境。暴露出当前互联网直播法律咨询仍存揽客噱头、格式条款等多重陷阱，折射背后监管不力等问题，部分县乡群众沦为“伪法务”主要“猎捕”对象，法治公平阳光难以照进基层，亟待关注。
虽然我国法律服务需求和市场规模日益增长，但仍有大量偏远地区、案值偏小、大龄客户等法律服务需求难以被有限律师资源所满足，直播法律咨询服务应运而生。2004年起，法律咨询公司设立由司法部审批改为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，准入门槛降低、行业监管不足使法律咨询公司经历近20年野蛮生长，在近年来自媒体平台兴起后更为泛滥。其出现一定程度推动了法律服务更加可及可感，但同时也暴露了虚假宣传、过度承诺、假冒律师资格等问题，损害法律从业者整体形象。
以广州市某街道为例，辖区共4家法律咨询公司，2024年以来已产生约1300宗举报投诉及信访，其中82.35%为互联网直播平台产生的纠纷，并以抖音、快手和微信为主。经对样本分析，呈现出五大特点：一是年龄偏大。投诉人群以老年人为主，60岁以上人员占比81.48%，其次40—60岁人员占比11.11%，40岁以下人员仅占比3.70%。二是学历偏低。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占比仅为17.65%，大学以下占比达82.35%。三是县乡为主。举报人户籍为县级及以下占比57.04%，地级市以上人员占比 38.15%，而一线城市人员占比仅为4.81%。四是案由单一。欠款纠纷占比94.12%，其他法律服务咨询仅占比3.92%。五是金额偏低。案值0-1000占比22.22%，1001-5000占比22.22%，5001-10000元占比33.33%，10000以上占比22.22%，同时支付方式均为微信支付。
（一）直播平台未履行监管责任。该类法律咨询公司营销活动主要依托于抖音、快手等直播平台，根据《电子商务法》，直播平台应对入驻经营者的资质进行审核，但这些公司人员普遍不具备法律从业资格，所谓的“法务团队”多为未经专业培训的客服人员。主播通过固定套路“话术”给团队打造“退休法官”“兼职律师”等人设，在直播间中频繁使用“最牛”“必赢”等违规词汇，并通过虚假连线“演员”，制造虚假的咨询场景和火爆氛围，从而获得更多流量倾斜。平台对主播虚假宣传的放任态度，使其成为违法服务的“放大器”，而消费者在算法黑箱面前几乎没有防御能力。
（二）法律层面未实现监管闭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规定，从事诉讼代理等法律服务必须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而该类型的法律咨询公司，往往以“商务信息咨询”“企业管理服务”名义注册，经营范围却包含法律咨询（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）等类型，在直播中公开提供“代理劳动仲裁”“起草起诉状”等服务，以“信息咨询”之名规避资质审查。而在监管层面上，该类公司的市场准入不需要任何资质审批、无特殊限制，司法行政部门也未能参与准入审查，致使法律咨询服务行业变相处于完全开放状态。
（三）行业发展未呈现良性秩序。直播中，部分法律咨询公司轻业务重营销，展示“与催收公司谈判录音”，营造“实战能力强”的假象，设置“限时优惠”，宣称“当天签约立减1000元”等逼单套路，利用消费者的焦虑与侥幸心理促成即时下单。然而，下单时所签格式合同却暗藏“陷阱”。仍以上文该街道投诉为案例，83%的合同包含“因客户自身原因（如材料不全、配合度低）导致服务失败，不予退款”条款，将服务风险完全转移给消费者；67%的合同约定“服务费分三期支付，第二期在‘案件进入协商阶段’收取”，但“协商阶段”无明确界定，公司可随意触发收费节点。对县乡群众、低学历群体而言，他们既难以辨别合同漏洞，又缺乏维权渠道，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又陷入了新的困境。
（一）法律行业专业化具有天然屏障。司法部2025年启动的公共法律服务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方案指出，要重点整治司法鉴定、公证等领域的不规范问题，这从侧面反映出法律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。非法咨询公司恰恰利用了这种专业性差距，将复杂的法律程序简化为“包赢”“速效”等简单承诺，迎合消费者对确定性结果的迫切需求。
（二）法律服务经济门槛较高。正规律师服务的收费标准往往超出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，部分用户遇到法律纠纷时可能急于寻求快速、便宜的解决方案，而非法机构正是抓住这一痛点，以“低价入门”“分期付款”等方式降低消费门槛。随后以“环节费”“加急费”等名义层层加价，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远超当初预期。这种“低价引流+高价收割”的模式，精准击中了民众对法律服务的成本敏感心理，形成“越需要帮助越容易被骗”的恶性循环。
（三）技术平台责任缺失放大壁垒。一些MCN机构看准当前法律服务庞大需求，批量包装“网红律师”或“法律达人”账号。这些机构善于利用流量算法，通过“包胜诉”“低价服务”等诱人承诺吸引用户，直播平台上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被模糊，甚至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现象。而直播平台对法律这类专业性较强内容的资质审核机制并不严格，很多时候仅需“实名认证”即可开通直播，对执业证书的真伪缺乏有效核查。
（一）完善涉法律服务相关法律法规。通过修订《律师法》及制定《法律服务市场管理条例》，严格区分法律服务主体性质。明确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边界、资质要求、收费标准及法律责任，禁止前期揽收，后通过职业律师协助从事诉讼代理、辩护等核心法律业务；其经营范围应限定为法律信息咨询、文书代书、非诉事务协助等辅助性服务。同时，建立名称专用制度，禁止使用“律师事务所”“法务”等易混淆字样，并在营业执照中显著标注“不含律师执业许可业务”。
（二）加强市场监管与司法行政部门监管合力。构建司法行政与市场监管双轨监管体系，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业务范围合法性审查，市场监管部门主导登记注册与日常经营监督。立法明确跨部门协作机制，联合开展法律咨询公司乱象整治行动，对实施虚假宣传、欺诈消费的法律咨询公司保持高压监管态势。推动法律行业协会自律管理，制定法律服务标准、开展职业道德培训。
（三）加强虚假宣传高频词审查。直播平台应增强社会责任，加强虚假宣传高频词审查，实现“精准识别、及时拦截、联动护权”。应参考《广告法》及监管部门处罚案例，梳理直播中常见的100个违规词（如“绝对第一”“无效退款”“100%有效”“全网首发”等），按“严重程度”（如“绝对”“最”）直接拦截，并对主播发出停播警告或禁播处罚。对因虚假宣传遭受损失的群众，增设“违规宣传维权入口”，群众上传“直播录屏+消费凭证”，平台可协助调取主播违规记录，同步至市场监管部门，缩短群众维权举证时间。
（四）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均衡性。据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广东省公职律师数量达10400人。建议由省-市-县司法部门联动，主导建立县域“直播电商法律服务微站点”，联合律师协会，盘活公职律师、法律高等院校资源，加强社会面服务引导，为公共法律服务增加资源供给，将网络服务民众的频率列入公司律师、公职律师的年度考核。利用国内几大直播平台提供“定期连线咨询+线上预约响应”服务，利用网络空间的即时性、异地性，将发达地区的法律服务资源向匮乏地区转移。
